范忠信: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损害的国家救济途径及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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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古代中国,国家通过法制和惯例为人民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法子,以满足人民在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需求,保护人民的各种正当权益,除理官吏豪强过分危害人民。哪些地方地法子制和惯例,人太好不具有现代“民权救济”的理念和内涵,但有着“为民做主”的基本追求。本着原来的追求,古代中国政治中长期形成的人民权益救济渠道主要有按照国家行政层级逐级申控的救济途径、通过巡回监察机构接受申控的救济途径、告御状与君王直接干预的救济途径、特许“越诉”的非常救济途径等四类状态。哪些地方地方途径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活以“哭诉”寻求“青天”庇护为灵魂的垂直、单轨、纵向的救济途径,而都有横向平行分权制衡的救济途径。

   【关键词】 权益损害 |权益救济 |告御状 |监察御史

引言

   在古代中国,国家人太好这么通过系统的立法具体删改地规定和保障人民的行政救济权利,但国家设计了一系列可供人民使用的救济途径或渠道是无可置疑的。国家行政既以“为民父母行政”相标榜,这么“为民做主”倘若题中应有之义。为人民提供“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场所、途径、法子,并大概 表层上要不想民并能实际使用哪些地方地方途径或法子,是“为民做主”的最典型体现。一种生活 点,即使是在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的王朝,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在古代中国,一般说来,百姓将会认为官府的行政举措违反国家制度或社会风俗礼制、侵害自身正当利益,是都并能采取一定的法子或通过一定的途径加以挽救、救济或争取纠正的。一种生活 救济法子或途径,人太好不一定有明确的法定系统进程,但却实其人太好形成为一定的制度或惯例;它们虽不一定明确宣称为保障人民的行政救济权利的目的而生,但其供人民使用以除理官吏舞弊、保护百姓的正当利益的目标是明显的。事实上,除理官吏舞弊、加强廉政监督的法子、途径、系统进程、手段等等,倘若允许人民参加或利用,客观上就会起到在国家行政过程中救济人民权益的作用或达到原来的效果。

   都并能达到原来效果的救济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是按照国家行政层级逐级申控的救济途径;第二是通过国家设定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巡回监察机构进行申控的救济途径;第三是直接上达皇帝将会向皇帝“告御状”的救济途径。除此三者之外,亲戚朋友都并能把“越诉”制度单独提出来讨论。

一、按照国家行政层级逐级申控的救济途径

   在古代中国,人民自认为有冤抑或正当权益受损害时,一般说来这么循着国家的行政层级逐级向上申控,以寻求救济。一种生活 逐级申控的制度或惯例,也许是有国家政权以来一结束英语 都有的。

   古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给人民的救济渠道,一般倘若从本管衙门或长官结束英语 直至中央的寻求保护或救济途径。

   《周礼》似乎就记载了周代的逐级申控途径。在周代,在各诸侯国和中央直属区(王畿),其地方行政管理,大概 有乡(遂)、州(县)、党(鄙)、族(酂)、闾(里)、比(邻)(前者为诸侯国的层级,括号内为王畿内的层级。)等六级。乡(遂)、州(县)两级,大概 倘若后世的地方省、县两级政权;党(鄙)、族(酂)、闾(里)、比(邻)四级,大概 倘若后世的乡村各级地方或宗族管理层级。在州(县)一级,长官州长“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县正“掌其治讼,而赏罚之”[1];有方士“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县士(方士,大概 即“州”级专职司法官,与“县士”相对应,应为“州士”。)“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2],这当然包括都并能接受人民申控以便救济权益。在乡(遂)一级,长官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遂大夫“掌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1];有“乡士”“遂士”专门听讼,“各掌其乡(遂)民之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2],这当然也包括接受人民申控以便救济正当权益。在这两级地方官府之上,人民权益的救济就须要到“国”、“朝”即诸侯国中央或王畿的中央了,如乡士、遂士所审案件,“旬(或二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方士所审案件“三月而上狱讼于国,司寇听其成于朝”,县士所审案件“三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最重大的案件,都并能“王令三公会其期”来会审[2]。

   真正比较严格意义上的逐级向上申控的制度,从今天确知的历史来看,大概 是隋朝结束英语 的。隋文帝曾诏令全国:“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3]

   唐代完善了逐级向上申控的救济体制。《唐六典》规定:“凡有冤滞不伸,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周围官司断决之。即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4]这倘若唐代关于人民在寻求申诉冤屈、控诉贪腐、救济权利时的一般救济系统进程或途径。所谓“本司”、“本贯”,倘若当时人所属的地方(县)或其它县级单位,救济须要从这里结束英语 ;对县里的除理不服,因此就到州里申控。将会本司、本贯路远不便,都并能就近申控于人太好都有本司、本贯但方便告状的官府。当然,将会一结束英语 倘若以县官或州官为申控对象,那就不限于向本司、本贯先申控了。唐中宗大历年间规定:“亡官失职、婚田两竞、追理财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因此省司;省司不理,因此三司;三司不理,因此合报投匦进状。”[5]这里的“本司”,倘若本州本县;本州县不理才都并能到中央的尚书省六部各司;省司不理才都并能到“三司”申控。这里的“三司”,不知是“三法司”(大理寺、尚书刑部、御史台),还是(对于不得劲重大的案件)由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长官组成不得劲最高法庭进行会审的那个“三司”,还是专门负责受理“上表”的三司(《唐律疏议·斗讼》“越诉”条疏议:“依令:‘尚书省不得理者,听上表。’受表恒有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三司监受。”),亲戚朋友认为应该是最后一种生活 “三司”。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人民申控冤抑救济权益同样须要逐级上告。宋代法制规定:“人户诉讼,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使,次提点刑狱,次尚书本部,次御史台,次尚书省。”[6]所谓“先经所属”,倘若指所属的县或其它县级单位,因此到州(府、军、监)一种生活 级,因此是在路(转运使、刑狱使)一种生活 级,更后是中央(尚书各部、御史台、尚书省),最后是皇帝。

   在各级地方除一般行政管治衙门以外,其它军事、特务和治安性质的官府不得擅自受理人民申控。比如明代法律规定,军府、锦衣卫、巡检等非一般行政官府不得受理诉讼。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七月十四日圣旨:“今后缉事官校,只着遵照原来敕书,于京城内外察访不轨奸官、人命强盗重事,其余军民词讼,及在外事情,俱不干预。”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刑部题:“各处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务要干理本等职业,一切钱粮等项词讼,不得侵预,以招物议。”违者,“听科道官通行究举,一体治罪。”[7]

   此外,亲戚朋友还都并能把先秦时代国家派遣官员到民间采风访俗、访贫问苦的制度,也看成通过一般行政途径救济人民权益的变相形式之一。周代的“振铎访求民意”的制度倘若这么。《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这是讲周代曾设置“遒人”之官,其职责是敲打(振)木铎于乡间道路,听取人民的呼声,征求人民的意见。《汉书》说“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8],《风俗通》说“周秦以岁八月遣遒轩使者(遒人?)采异代方言”[9],大概 指的都一种生活生活 制度。到民间采访诗歌、民谣、民谚,人太好也许正是给人民提供申控救济的将会。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民歌、民谣常常诉说人民的疾苦、控诉官吏贪腐,甚至就具体案件、事件而作。春秋时代,管仲在齐国创造了官吏主动深入闾里即乡村“问事”的制度。一种生活 制度,实际上含高了直接听取民众申告之内容。如“问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除人害者几何矣?”又“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10]这实际上是在直接听取人民控诉申告,以图为民除奸除害申冤屈。这当然都并能成为人民权益救济的实际途径或渠道。

二、通过巡回监察机构接受申控的救济途径

   在古代中国,除了正常的地方行政层级的救济途径之外,国家还一直 派遣官吏在全国各地巡回监察,接受人民的申控,这也成为人民申控冤屈、救济权益的一直 途径之一。

   一种生活 巡回监察官吏在巡回督察中接受人民控告的救济途径,应该是很早都有的。据说,早在黄帝时代,就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1]。“大监”倘若后世巡回监察御史的起源;“万国”倘若地方部落盟邦。哪些地方地方“监于万国”的“大监”,当然也都并能接受人民的控告,成为人民救济权益的途径。

   汉武帝时代最先建立“刺史”制度,“绣衣直指刺史”实际上是巡回监察御史的一种生活不得劲形式而已。“刺史掌奉诏察州,以六条问事。根小,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12]这六条人太好是国家派出巡回监察官主要监察的3个方面,但共同也表明:人民都并能就这3个方面的官吏贪赃枉法、损害人民权益的状态向刺史控告,寻求救济或保护。其中的第二条(郡国长官经济违法犯罪)、第三条(郡国长官刑事执法残暴)、第四条(郡国长官人事任用上违法)、第六条(郡国长官不执行国家法令)等,从今天的眼光看,都有涉及行政违法损害人民权益的状态,人民向刺史控告,实际上倘若寻求权益救济。

   在汉代,除“绣衣直指刺史”例如 负有不得劲使命的有固定辖区的监察官外,还一直 派遣临时“使者”即巡回督察官员到各地,直接以考察地方治绩、发现冤假错案为使命。如汉武帝元狩元年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徇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详问隐处亡位及以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13]汉宣帝时亦曾派遣丞相御史之掾属二十四人分巡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14]“奸猾为害”、“野荒治苛”、“擅为苛禁”、“深刻不改”,都有指官吏违法犯罪、滥用权力、侵损百姓权益。哪些地方地方钦差或使者要察访例如 状态,非得广泛号召人民积极举告、申控不可。客观地说,这倘若人民的权益救济系统进程。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原来的巡回督察使者也是一直 派遣。如三国吴景帝永安四年(261年)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等多人“巡行风俗,察得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15]。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05年)“分遣大使,省方巡检。……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罪淫慝,理穷恤弊。”[16]梁武帝天监元年曾“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17]“大使”们巡察各地方考察官吏的善恶,当然也须要接受人民的申控举告才有将会;人民的权益救济目的也就在其上面接实现了。

在唐代,继承汉代的“六察”制度,有监察御史“出使推劾诸色监,当经历六察,纠绳官司”的制度,其监察御史“时人呼为六指”、“六察御史”、“六察官”[18],大概 是仿汉代“六条问事”而来。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敕:“前后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行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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